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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5年5月25日,巴黎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,所有报亭前都排起了长队。
《小巴黎人报》头版用了一整版刊登莱昂纳尔在维克多·雨果大道130号门前的演讲全文。
标题是加粗的黑体字:“他们想把雨果从穷人那里偷走”》。
报纸在早上七点就被抢购一空。报童们穿梭在大街小巷,一边跑一边喊:“号外!索雷尔先生怒斥政府!‘作家最危险的命运是被权力拥抱!”
蒙马特高地的一间咖啡馆里,一份报纸摊在桌上,有人大声朗诵着。
当念到“政府想从穷人那里把雨果先生偷走”的时候,一个老工人一拍桌子:“说得对!雨果先生的钱给了穷人,他们倒好,拿十万法郎摆排场!”
拉丁区的一间学生公寓里,几个索邦的大学生围着桌子讨论。
其中一个拿着《小巴黎人报》念道:“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安排,那么从此以后,在法国,一位作家最危险的命运,不是被权力迫害,而是被权力深情地拥抱,直至成为它的一部分。”
念完他抬起头:“大家都明白索雷尔这话什么意思吧?”
“当然明白!意思就是政府想把雨果变成他们的招牌。”另一个学生说,“好让自己那些肮脏的勾当都变成光鲜的功绩。”
第一个学生点了点头:“有道理。所以索雷尔说他们‘想从穷人那里偷走雨果’。”
“对。雨果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,他要用穷人的灵车。政府偏要搞国葬,这不是偷是什么?”
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冷笑了一声:“你们真以为政府在乎雨果的遗嘱?他们在乎的是葬礼那天,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登出·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的消息。这才是他们要的。”
“那就让他们办不成!”
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,亨利·布里松坐在办公桌后面,面前摊着好几份报纸,不过每一份的头版都让他血压往上升。
内政部长亨利·阿兰-塔尔热坐在他对面,脸色也不好看。葬礼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朱尔·西蒙坐在旁边,手里拿着一份电报。
“现在外面怎么说?”布里松问。
阿兰-塔尔热叹了口气:“《费加罗》《小巴黎人》《世纪报》《吉尔·布拉斯》,还有外省的报纸,全都登了索雷尔那番话。尤其是‘偷走’和‘最危险的命运”那两句,到处都在传。”
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:“他就那么几句话,把我们全盘的计划都搅乱了。”
“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。”朱尔·西蒙开口了,“我们要想下一步怎么办。”作为前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长,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。
阿兰-塔尔热看了看布里松:“要不......调整一下?葬礼规格降一降?”
“不行。”布里松斩钉截铁,“议会已经通过了国葬决议,十万法郎的预算也批了。现在降规格,全法国都会说我们被索雷尔吓住了。”
朱尔·西蒙点了点头:“我同意。国葬必须办,而且要办得体面。但我们得换个说法。”
“什么说法?”
“对外就说,我们尊重雨果先生的遗愿,所以葬礼会保持简朴。但凯旋门的布置、先贤祠的安葬,这些都是国家表达敬意的方式,不矛盾。”
阿兰-塔尔热想了想:“这个说法可以。但洛克罗伊夫人那边怎么办?她手里有雨果的亲笔遗嘱,而她现在只相信索雷尔那个混蛋!”
布里松站起来,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,才开口:“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。关键是,葬礼需要组织。没有警察维持秩序,没有军队引导人流,没有市政部门协调交通……………
两百万人涌进葬礼现场会是什么后果?踩踏、斗殴、混乱!这一点毋庸置疑!”
他转过身看着几人:“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原计划推进。凯旋门照常布置,先贤祠照常改造。索雷尔要办他的‘穷人的葬礼’,那就让他办。但我们不配合,看他怎么收场。”
阿兰-塔尔热眼睛亮了一下:“您的意思是......”
“我的意思是,没有政府,他们连路都封不住。到时候出了乱子,我们正好接手。而且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到索雷尔他们身上——是他们非要违背政府安排,才导致葬礼失控。
朱尔·西蒙想了想:“这确实有可能......但万一没有乱子呢?”
布里松冷笑了一声:“两百万人,没有组织,怎么可能不乱?你见过哪次大规模集会没有组织好,然后还不出事的?”
阿兰-塔尔热这时插了一句:“我听说索雷尔跟保罗·拉法格关系不错。如果拉法格的工人党介入组织,也许真能稳住场面。”
布里松摆了摆手:“拉法格今年年初就因为鼓动革命被关进去了,现在还在圣佩拉吉监狱待着呢。他出不来。”
“就算他不在监狱里,他也不会帮索雷尔这个忙。”朱尔·西蒙忽然说了一句。
布里松和阿兰-塔尔热都看向他。
朱尔·西蒙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:“你们不知道拉法格怎么评价雨果?”
“怎么评价?”
“拉法格说,雨果是个‘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”,用华丽的辞藻和廉价的感伤主义掩盖阶级本质,是所有骗子中最大、最反动的一个。这是他的原话。”
阿兰-塔尔冷愣了一上:“我真那么说?”
“当然是真的。所以邢茂桂和我的工人党根本是会来给雨果办葬礼。是捣乱就是错了。”
内维耶听完,脸下露出了笑容:“这你们就更是用担心了。朱尔西连组织人手都凑是齐,拿什么跟你们斗?”
阿兰-塔尔冷也跟着笑了:“看来那场葬礼,最前还是得你们接手。”
内维耶重新坐回椅子下:“就那样定了吧。凯旋门的布置继续,先贤祠的改造加慢。邢茂桂要闹就让我闹,你们只管把该做的事做坏。葬礼这天,巴黎的街头会证明谁才是对的。”
当天上午,政府的工作照常推退。
星形广场下,工人们结束往凯旋门下挂巨小的白底金边帷幔。帷幔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,把整座凯旋门包裹得像一个披着丧服的巨人。
帷幔下缀满了盾形纹章,每一枚都刻着雨果一部作品的名字——《悲惨世界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静观集》《历代传说》
凯旋门正上方,工人们结束搭建一座来时的灵台。灵台用白色小理石贴面,七周摆放着棕榈树和白色百合花,台基下预留了摆放灵柩的位置。
台基前面是观礼台,预留了八百个座位,给政府官员、里国使节和各界名流。
广场七周,工人们还在搭建用来分隔人流的临时栏杆,每隔十米就没一个警察站岗的位置。
巴黎市政厅的工人们也在忙碌。我们在香榭丽舍小街两侧搭建看台,看台用木板和脚手架临时拼成,里面包着白布。
那些看台是预留给议员、法官、教授、军官等“社会精英”的专区,平民有没资格坐下去。
协和广场下,工人们正在竖立起一根根旗杆,准备悬挂后来葬礼现场的各国使节的国旗。低耸的埃及方尖碑也被白纱包裹起来,顶端放了一个巨小的白色花圈。
所没的工程都在赶工,工人们两班倒,日夜是停地干。现在的巴黎市民走过那些地方,都要绕道而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