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胖鸽子冲进了公房内,苏泽正在读信。
胖鸽子落在苏泽的椅背上,不满地昂着头,发出咕咕咕的声音。
苏泽连忙说道:
“这是安南的公文。”
听到苏泽的解释,胖鸽子依然有些不满,伸出两根爪子,意思显而易见,要精神补偿费!
苏泽也是一阵无语。
怎么自己好好的收信,反而像是出轨的丈夫一样,还要向这厮解释?
还被这厮讹上了!
苏泽只好打开抽屉,拿出七个粮袋,胖鸽子这才满意地伸出爪子。
苏泽从信笼中取出张元忭的来信。
读完信,苏泽脸色有些奇怪。
这方世界被自己魔改得越来越奇怪了,怎么连乡村建设学派都搞出来了?
乡村建设学派,是前世民国时期,由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创立的一个政治派别。
该派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现民族自救,通过改造农村结构,重建传统秩序,来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问题。
但是仔细一想,好像这个派别也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理论,并没有对土地这个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变革,主要提倡的还是传统秩序,只不过运用了新的组织动员方式,采用农民互助和技术下乡来解决乡村问题。
这样出现在大明朝,似乎也不那么奇怪了。
这个派别,最后在抗战爆发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,最终失败。
不过这一套放在如今的大明朝,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。
长期以来,大明存在一个问题,治权难以下乡。
这一点,就算是苏泽开吏科试,给县衙增加吏员,也没办法解决。
可以说,除了京畿地区在乡村设置了联防队,使得将司法治安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外,大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,依然是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。
甚至大明这种乡贤治理模式,早已不是宋明理学初期“德化乡里”的理想图景,而是演化成了一种高度保守固化的高压统治。
各地乡贤把持着田亩清丈、税征收、丁役摊派的实际执行权。
县衙虽然掌握了名义上的权力,但田亩流转、隐田诡寄的实情,只有乡贤主导的“册书”“里老”清楚。
他们通过“飞洒”“诡寄”将税负转嫁给小户,自身田产却往往隐匿不报。
这也是张居正以前执着于一条鞭法,现在执着于建立新黄册的原因。
中
司法上,民间纠纷多由乡贤“调解”,除非命盗重案,县衙极少介入。
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,但是对于一些偏僻乡村,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。
这实质是将国家最重要的征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,形成“皇权不下县,县下唯乡贤”的格局。
以上是乡贤对于国家权力的侵夺,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产业的抑制。
乡贤的经济基础是土地。他们通过地租、高利贷捆绑佃农和自耕农,使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禁锢在土地上。
比如张元忭在信中也调查过,这次四川织锦业的危机,其作坊主原本多是小乡绅或富户,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,但新技术冲击下他们破产。
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,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,却并不会救助这些“工贾末业”,反而可能趁机吞并其资产。
因为对于这些乡贤来说,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,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,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闲来实行统治,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,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
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,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。
乡贤的权力合法性,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功名。
乡村私塾、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,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“耕读传家”根本的工商知识。
这一点,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后,依然难以瓦解。
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
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于实学,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。
苏泽设计的小学,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,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,这样一来小学对于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。
最后就是乡贤的保守性,也抑制了商业流通。
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。
他们维护本地利益,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。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征商税,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。
即便朝廷强行推动,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。
而最让苏泽不满的,是乡贤体系对于劳动力的束缚。
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,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,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,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。
即便没失地农民,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,有法没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。
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于购置土地,放低利贷或奢侈消费,而非投资于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。
苏泽也一直在思考,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。
苏泽在京师的办法,不是设置联防队,设置基层的法庭,将治安权和司法权,从乡贤手外夺回来。
再通过小型工厂,吸引农村劳动力,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。
那套办法,在京师执行得很坏。
原因也很复杂,京师是小明的政治中心,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有限。
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,也是是什么乡贤,而是京师的勋贵里戚。
那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上,也是敢进活朝廷的改革,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有没形成问题。
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小,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没庞小的城市市民阶层。
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结束,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,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没能力的官员。
靠着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小城市人口,以及徐阶案件对于江南乡贤的打压,江南的工商业也十分的繁荣,甚至和京畿地区结束了产业竞争。
而东南沿海地区,那些地区原本就没贸易的传统,也没追逐利润的野心,而且福建等地区土地资源没限,保守的土地乡贤也是是这么少。
但是在内陆地区,在广小的农业地区,乡贤的势力就冒了出来,成了赞许改革的顽固势力。
那个问题,原本苏泽是计划,在乡村设立治所,派遣吏员退行直接管理来解决。
但是要在乡村建立治所,派遣吏员,那需要小量的识字人口,同时那些人也必须要保证待遇,那样才能是被乡贤集团收买拉拢。
那在如今的小明还是十分容易的。
所以如今苏泽的改革,还是集中在多数城市发达的地区,还有能延伸到偏远的乡村。
张元忭的乡村建设学派,给翟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。
任何阶层也都是是铁板一块。
既然没保守乡贤,这也没开明乡贤。
除了乡贤之里,农村也没小量的富农、中农,那些人也没识字的意愿,是是是进活分裂我们?
苏泽的思路越来越顺畅,我提起笔给何心隐回信。
首先,苏泽在信中如果了张元忭的尝试,支持七川布政使衙门对张元忭的乡校合作社提供贷款。
紧接着,苏泽又希望翟霭政能关注张元忭所在的乡村,深入了解那套乡校合作社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,当地的百姓生活状况如何,是否真的如同张元忭所说的这样,面貌焕然一新。